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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99文学期刊重新设定“读者群”

1999-06-17 来源:光明日报 段崇轩 我有话说

文学期刊的编辑们,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意识到:读者对刊物是多么重要。有没有读者或有多少读者,直接影响着刊物的兴衰存亡。于是,一场以读者为“轴心”的文学期刊的转型,艰难地拉开了帷幕——

据统计,我国目前有二三百种文学期刊。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主办的,这类刊物在创办伊始就定下了面向市场、自负盈亏的办刊方针,因此励精图治,日子也还过得不错,甚至过得很滋润。另外一大部分文学期刊,则是由全国和各省市作家协会主办的,创刊历史悠久,办刊宗旨也很明确,就是要团结老中青几代作家,发展本地区各种文学门类的创作,发现和扶植文学青年,壮大作家队伍。应该说,这类文学期刊在建设我国的文学大厦、满足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等方面,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,这类刊物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文学、而不是读者,追求的是社会效益、而不是经济效益。省级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,都变成了一份本地区的小《人民文学》,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四大块平分秋色,老中青几代作家“同台表演”,刊物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追求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形成与完善,随着读者的分流和对文学愈益苛刻的选择,这类文学期刊的内在症结日益明显,它们经济拮据、订数下降、读者锐减的处境也就势在必然了。这是计划经济的文学期刊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必然会遭遇到的命运。于是有人断言:文学期刊必须推向市场,才能置死地而后生。我以为,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,但不尽全面。文学期刊既具有商品属性,也具有精神属性,不能把它视为一般的商品,更不能不看条件、时机一古脑儿把它推向市场。就像在市场经济中同时需要宏观调控一样,在今天,国家依然应当对少量的、重点的文学期刊采取扶持政策,而把多数的、非重点的文学期刊逐步推向市场。但不管是重点的还是非重点的文学期刊,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:读者的定位。有没有读者,决不仅仅是经济效益问题,更是一个价值尺度。一份刊物,只有数百个订户,还有什么生命力可言?只有找准了读者群落,并把刊物真正办到了这个群落中去,成为这个读者群的首选刊物,那么这个刊物就会站稳脚跟,越办越好。

面向文学与面向读者,既有一定的矛盾,也可以统一起来。作家协会以及宣传出版部门,应该给文学期刊“松绑”,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和改变办刊宗旨。要把面向文学的办刊重心转移到面向读者方面来,在面向读者的基点上发展和繁荣文学创作;要打破文学期刊狭隘的“地域性”限制,改变小《人民文学》的办刊思路,进而寻找自己的优势和个性特色,确立面向全国的办刊目标,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自己的读者群。从面向文学过渡到面向读者,是文学期刊的一场深刻变革,必然会遇到来自旧的体制和习惯的许多阻力与困难;但只有突破这一“关隘”,文学期刊才能走向自由,才能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,建造真正契合时代和读者的文学。

具有审美功能的文学期刊,应该说它的读者是最没有界限、最为广大的。它不像《中国钓鱼》、《足球俱乐部》、《地球化学》等专业性期刊那样有自己比较固定的读者圈。但正是这种弹性很大的阅读性、“最为广大”的读者群,反而使文学期刊的读者变得模糊不清、变动不已、难以把握;加之长期以来文学期刊对读者对象的漠视,就更使读者问题成为文学期刊运作中的“盲点”,成为没有目标读者的刊物,这样办起来自然想得更多的是文学的需要、编者的好恶。而越这样办就越缺少读者。在如林的文学刊物中,也有努力办给读者的,它们或许没有明确宣传自己的读者对象,但你从刊物本身可以看出是办给谁的。譬如《收获》,它突出的是一种成熟的先锋性、艺术性、品味性,在作品的质量上毫不含糊,它是办给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、城市青年、文学圈里人的。《小说月报》与《小说选刊》同是选刊,但读者对象却有所侧重,前者更倾向于“社会性”读者,后者多钟情于“文学性”读者。读者对象不同,刊物的选稿标准、栏目设计、封面版式装帧也就有了相应的变化,也就形成了各自迥然不同的期刊风格。这些优秀期刊的成功经验,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。

如果说1998年是文学期刊突围的酝酿年的话,那么1999年就是文学期刊改革的尝试年。许多家省级文学期刊纷纷调整、变革办刊宗旨,围绕读者的需要设置栏目、精心装帧,给沉闷的文学期刊界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。这些期刊的革新,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类型。一是走大文学的路子,突出思想文化性,《小说家》原本专发小说,今年却把重心转移到了文学史学和文化史学上,开辟了“百年屐痕”、“坐看沧桑”、“风雨如故”等栏目。《黄河》过去以发作品为主,今年却定位在了“大型知识分子读物”上,设置了“口述实录”、“尘埃落定”、“作家书斋”、“自由话语”等栏目。很显然这两种大型文学刊物所选择的读者对象是人文知识分子。二是向先锋文学刊物靠拢,《芙蓉》今年明确宣称要办成一份具有先锋性和探索性的文学艺术刊物,排出的阵容也多为新生代作家,它的读者群自然是城市青年、文学青年。三是面向底层读者办刊,《佛山文艺》原来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地市级文艺刊物,后来把读者选择在沿海城市一个新的阶层———“打工仔”身上,发行量猛增到四五十万册,今年从内容到形式更突出了读者的多种阅读需要。《山西文学》今年新辟了“生路与心路”、“乡野目光”、“情感方式”、“书坊”等栏目,编辑的用心就是要把刊物办给那些生活在乡镇、农村的知识青年。现在,这些刊物的改革刚刚起步,还在不断地调整探索之中,胜负还未见分晓。但我以为,文学期刊能从旧的模式中突围出来,就是一大进步。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,这些刊物虽然注重了为读者办刊,但读者对象是否选得准确?你的作品质量能否让读者买账?刊物究竟能不能走进你构想的读者群里去?依然需要通过读者意见的反馈和刊物订数的涨跌来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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